门客的兴衰:兴于春秋战国,衰于秦汉大一统

2020-06-05 淘铺之家
门客是一个活跃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特殊群体,这一群体源于春秋,盛于战国,衰于秦汉。在社会变革之际,他们游走于列国,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故事,让这一隶属于士阶层的群体,绽放出了耀眼的光芒。随着新制度的建立与完善,大一统时代到来,中央集权制度下不再需要这些流动性极强的门客,曾经无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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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客是一个活跃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特殊群体,这一群体源于春秋,盛于战国,衰于秦汉。在社会变革之际,他们游走于列国,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故事,让这一隶属于士阶层的群体,绽放出了耀眼的光芒。

门客的兴衰:兴于春秋战国,衰于秦汉大一统


随着新制度的建立与完善,大一统时代到来,中央集权制度下不再需要这些流动性极强的门客,曾经无比兴盛的门客群体,在汉初经历一阵回光返照后,最终在汉武帝时期堕入万丈深渊。

门客的起源与兴盛

“客”与“主”相对,指的是外来之人,门客就是依附于主人的门下客,不是主人家里人,却寄食在主人家中,依靠主人供养而活。他们跟西周时期贵族的家内奴不同,家内奴是主人的财产,人身自由受限,门客则有较强的自主能力,可以自由离去。

门客的产生,跟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制度的变革有很大关系。春秋时期,旧有的秩序土崩瓦解,社会结构开始进行漫长的分解与重构,其中就包括阶层的跃迁。

在西周时期,世卿世禄制度还很稳固,宗法制下以血缘为纽带的选举制度是补充人才的基本制度,出身底层的人并无太多上升空间。随着西周破灭、王室东迁,战火连天的春秋时期拉开了序幕。无论是各诸侯国之间的混战吞并,还是大诸侯国内部的政治斗争,都导致了一大批高低不等的贵族阶层被降为士乃至庶人阶层,空出来的这部分自然需要人填补,士和庶人上升就有了空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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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凭士和庶人自身的力量,很难跨过阶层壁垒,必须要依靠更高阶层的接引,最好的办法,就是依靠这个高阶层的人物,凭借他的力量上升,依附于权贵的门客就这么产生了。

春秋时期,“周制虽毁,君臣固位,上下相持,若一体然” ,周天子虽然没有了军事和经济优势,政治上的超然地位却还存在,齐桓公率先称霸打的是“尊王攘夷”的旗号,其余霸主会盟时也需周天子赏赐加成,以示霸业。

再加上各国权贵本身拥有大批的私徒属,招揽门客的需求还不是很迫切,养客之风不得大倡,到了战国时期,情况就大不相同了。

战国时期,“天下诸侯方欲力争,竟招英雄以自辅翼。此乃得士则昌,失士则凶之秋也”,更加剧烈的兼并战争催化了各国的政治改革。各国改革程度不一,无一例外,都对世卿世禄制动了刀子,尤以秦国商鞅变法为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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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史记·商鞅列传》载:“宗室非有军功论,不得为属籍。明尊卑爵秩等级,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,衣服以家次,有功者显荣,无功者虽富无所荣华。”

在军功跟封爵土地直接挂钩的法令下,军功官僚集团迅速转变为新兴地主阶级,而不再为旧有的宗法贵族集团所垄断,二者相争,都需要足够的人才来壮大己方阵营。

此外,列国纷争的局面导致政出多门,士人游历列国, 合则用,不合则去,每到一国,上可为国君之门客(即客卿),下可各级官僚之养士, 养客风气盛行。

门客的分类及待遇

门客与主人,是一个相互利用的关系,主人养客是为名利,门客以一技之长寄食在主人门下,也是为名利。

主人求名,求的是好贤的名声;门客求名,求的是自己的名字为上层所知,进而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抱负。双方交集的一点是利,主人要用门客的能力为己办事,门客以自己的能力为己谋利。

按门客能力的侧重,可以将其分为三类:刺客、说客和书客

刺客是门客中的英勇之士,以行刺的方式帮助主人完成大业或替主人报仇,于他们而言,武力值尚在其次,首要的是忠义、胆略和果决。这些正是人们所崇拜的,因而刺客们的故事千百年来广泛流传,专诸、豫让、聂政、 荆轲、要离等人,不论行动成功与否,都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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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客是最有前途的门客,刺客往往一去不回,说客则活动于列国,集军政外交职能于一身,“以三寸之舌,强于百万之师”。思维敏捷、能言善辩的他们往往以舌头立足,如张仪、苏秦等,一番合纵连横之论,便能挑动天下、戏楚亡齐。

书客是从事文化事业的门客,基本不会在史册留名,却为文化的传承作出了巨大贡献,比如吕不韦的三千门客,他们合力创作了《吕氏春秋》,吕不韦认为此书包罗了天地万物古今之事,乃至于以千金悬赏一字, 可见他对此书质量的自信,也反映出书客的能力。

按门客的动机,也可以将其分为三类:义客、食客和奸客

义客的道德水准很高,为人恪守信条,投靠主人多是为了报答知遇之恩,而不是为了奉养。他们有的并不居住在主人家,而是在外居住,当主人有难时,便挺身而出。比如侯嬴之于信陵君,信陵君厚待侯嬴,侯嬴为其献上窃符救赵的计策,随后“北乡自刭,以送公子”,以报答信陵君的知遇之恩。

食客就要现实得多了,他们也是门客当中的大多数,就是为了奉养才寄居他人门下的,事事都为自己的利益考虑。由于人数过多,食客显得良莠不齐,多为鸡鸣狗盗之辈,主要为主人提供好贤名声,也就是刷热度的水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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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客的现实还表现在离去的选择,主人显得窝囊,可以走,比如蔺相如躲避廉颇之时,门客纷纷请辞,直到蔺相如点明才知道蔺相如做法的深意;有更好的主人,可以走,比如平原君的门客纷纷跳槽到信陵君那里,理由是信陵君更尚贤,其实就是信陵君声望更高,成功的机会更大;主人失势了,可以走,比如廉颇在长平之战时被免,门客散尽,等到他复用为将,门客又回来了,还指责廉颇不懂世事。

《史记·廉颇蔺相如列传》载:廉颇曰:“客退矣!”客曰:“吁!君何见之晚也?夫天下以市道交,君有势,我则从君,君无势则去,此固其理也,有何怨乎?”

奸客比食客更加注重自己的利益,为此不惜一切手段,包括把主人当作踏板,所以奸客不仅不能给主人带来帮助,反而还会给主人带来致命危险。

比如春申君的门客李园,他从一开始就动机不纯,走关系当了春申君的门客,继而故意迟到引起春申君的注意,顺势把妹妹献给春申君,妹妹怀孕后又劝春申君将其送给楚王,等到外甥出生、立为太子,春申君就成了威胁,惨遭灭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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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主人给的待遇,还可以将门客分为上中下三等。

孟尝君养客讲究平等,号称“食客数千人,无贵贱一与文等”,为此还发生门客惭愧自杀的故事,但实际上,孟尝君手下的门客待遇并不统一,而是分为三等。下等门客只满足温饱,住在传舍;中等门客有鱼吃,住在幸舍;上等门客出门有车坐,住在代舍。

从食住行的区别可以看出,孟尝君对门客的重视程度是不一样的,其实这点并非他独有,平原君等人一样有,毕竟他们养客是为己所用的,自然会按照能力安排不同的待遇,如果没了差别,上等客怎么显示出优待呢?

上等客中级别最高的就是卿客,他们是国君的门客,平时备作顾问,关键时刻发言,一旦被采纳,就能左右政策、指挥军队,处理军政外交各大事务,比如吴起、商鞅、李斯等人。

门客的衰落与回光返照

在列国并立时期,门客具备很强的流动性,此处不留爷,自有留爷处,各国为了招揽人才,争相表示自己对人才的尊重,弱国尤重,比如燕昭王建招贤台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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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秦灭六国,大一统时代来临,供求关系就反了过来,门客们别无选择,只能争相讨好一个主子,曾经“贤才之臣,入楚楚重,出齐齐轻,为赵赵完,畔魏魏伤”的辉煌不再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因为秦朝过于短命,对分封制等的清算很不彻底,导致西汉初年,郡国并行制下,养客风气卷土重来,展现出门客最后的风华。

《汉书·游侠传》载:“及至汉兴,禁网疏阔,未之匡改也。是故代相陈豕希从车千乘,而吴濞、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。外戚大臣魏其、武安之属竟逐于京师,布衣游侠剧孟,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,权行州域,力折公侯。众庶荣其名迹,觊而慕之。”

汉初的制度是分封制与郡县制的杂糅,皇权、相权和王权并立于汉朝。刘邦认为异姓诸侯王不可靠,费尽周折灭掉了异姓王,又分封了同姓诸侯王,这本就是西周宗法制下血缘分封的复兴。尽管同姓诸侯王的独立性远没有当初六国那么强,但多了王国这重选择,士人也并不一定就要选择中央。

加上汉初无为而治,汉朝中央对诸侯国的干涉有限,汉初的诸侯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场景,诸侯王、外戚大臣乃至豪杰游侠都玩起了养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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诸侯养客最先兴起,早在开国之初,异姓诸侯王便有流行,异姓王被剿灭后,同姓王也很快学了起来,尤以吴王刘濞和淮南王刘长为最,前者“即招致天下亡命”,后者“收聚汉诸侯人及有罪亡者, 匿与居, 为治家室, 赐与财物爵禄田宅”。

这两个诸侯王都是野心勃勃之辈,招揽门客都是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,吴王刘濞发动吴楚七国之乱身死,淮南王刘长未发而遭擒,其子淮南王刘安也“阴结宾客”,最终事泄自杀。

到汉景帝初年,以军功立足的开国功臣集团已经凋零,空缺的位置需要补上,因事立功者即外戚大臣由此登上朝堂,后者因为没有功劳支撑,需要援引助力,门客就是最好的选择,于是乎,养客风气由诸侯王传到中央。

外戚养客的代表是窦太后的侄子窦婴和王皇后的弟弟田蚡,两人一面通过举荐门客扩充势力,一面通过政治手段增加自己的门客数量。

窦婴在七国之乱时任大将军,举荐了门客袁盎、栾布,两人均受到景帝重用,窦婴也因功封魏其侯。有了两个成功例子,门客们仿佛看到了出头的希望,“诸游士宾客争归魏其侯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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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武帝在位初期,窦婴任丞相,田蚡任太尉,两人因阻止窦太后干政而被窦太后罢免,窦婴就此失势,田蚡则凭借姐姐王太后东山再起,出任丞相,门客瞬间跳槽。“天下吏士趋势利者, 皆去魏其归武安, 武安日益横。

窦婴最终因维护死党灌夫而死,田蚡则是病死,他死后,中央官员的养客之风逐渐衰竭。原因就是汉武帝逐渐成长为一个手段老辣的专权君主,像招贤绌不肖这种事,那是皇帝的权力,他绝不会让臣下代劳。随后崛起的卫青霍去病非常清楚这一点,压根就不养门客,免得惹皇帝猜疑。

游侠养士则是汉初政治宽松的结果,不过游侠并不能提供太高的政治上升点,投靠他们的门客综合素质要低得多,比如郭解所养宾客, 动辄杀人越货, 郭解被其所累,以致灭族而亡。

在汉初宽松放任的政治环境之下, 诸侯王、中央官僚乃至地方豪强,都借助养客形成自己的势力,要么对抗中央,要么用以私怨,但对中央集权王朝而言,这些都是统治的不稳定因素,必须予以打击。

到汉武帝时期,无为而治已经不合时宜,大刀阔斧地加强中央集权方为正策,势力过大的诸侯王、中央官僚、地方豪强均在打击集权之列,经过一系列政策的围追堵截,养客之风迅速衰竭,士人从此由座上客转变为堂下臣,到集权顶峰的帝制时代末期,更是沦为皇帝家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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